在东莞商界赫赫有名的方德成，正面临着他未曾遭遇过的险境——不是金融危机，而是不断涌出的20多场官司。1999年，方德成家族成立东莞市德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(简称“德兴公司”)，酝酿在虎门建设一条大型的商业街。2003年，商业街终于建成，占地近3万平方米，光电梯就有42部，硬件条件在东莞数一数二。方德成今日的重重劫难，始于一个看似美好的开局。2005年5月25日，方德成迎来了一位大主顾—— 来自广州的天河城。但天河城要求进行物业大改造，以利人流畅通。工程时间很紧，方德成出现了3000万元左右的资金缺口。

　　此时，方德成商业街的房产证还没有办出来，无法通过银行抵押融资。他想到了与自己同一个连队的老战友，想找他私人拆借。战友告诉他：“我现在没钱，但我介绍一个朋友给你，他跟银行很熟，找他肯定没问题了。”方德成看到了希望。战友介绍的人叫郑文达。2005年9月，方德成主动给他打了个电话。郑文达要20%的报酬，方德成觉得太高，没有答应。1个月后，郑文达表示愿意按10%的报酬帮方德成借钱。

　　7张借条15张支票作好处费

　　方德成回忆说，郑文达认为要么借两三个亿，要么不借。最后方德成答应借3亿。达成初步意向后，双方又多次磋商。郑文达每次都带上一位名叫白瑞玲的中年女子，两人以夫妻相称，每次下午来到，谈到很晚才走。

　　2005年11月21日下午，郑文达、白瑞玲“夫妇”又来了，这次谈的是“好处费”怎么给。据方德成回忆，郑文达迅速在纸上计算，把报酬拆成数额不等的7份，总计2967万元，然后亲笔写下7张借条，让他照抄。刚把借条给到郑文达，郑文达又提出很多人打借条都不兑现，要求他写支票。

　　一番争论之后，方德成表示理解，又照着郑文达重新拆分的数额，写下总额为2967万元的15张支票。“当时心太急，应该写了借条就不写支票，写支票就要收回借条，但我忽视了这个问题。”方德成拿出当时双方的手稿，以证明自己说的话。

　　双方闹僵3000万贷款泡汤

　　方德成急于拿钱支付工程款，郑文达、白瑞玲“夫妇”也马上开始兑现借钱的承诺。此后一个多月，方德成陆续收到5笔钱，每收到钱就打一次借条。与高利贷的惯例一样，郑文达事先都抽走了高额利息。方德成实际拿到了852.5万元的借款，而郑文达手里又多了方德成亲自写下的总额1085万元的5张借条。

　　2006年1月初，双方相约去银行借3000万，以郑文达自己的公司作为借款人，用方德成价值8300万的房产做抵押。方德成很担心，他要求郑文达签署一份“承诺协议”，承诺拿到款后立刻把钱打给他。郑文达很不高兴，抱怨方德成不信任他，双方闹僵。向银行借3000万的计划泡汤了，而方德成的厄运也由此开始了。

　　2006年4月，白瑞玲拿着7张借条中的6张(不包括一张17万的借条，计2950万元)，与一张100万的真实借款借条组合，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，要求方德成归还3050万元“借款”，加上高额利息。双方反目成仇，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面。迎面而来的，是源源不断的官司，双方开始了长达4年的“斗法”，一直从广东打到辽宁。

　　扑朔迷离官司接踵而至

　　2006年12月，白瑞玲与方德成的第一个案子在惠州中院开庭。这时方德成的律师才发现：原来郑文达“夫妇”在与方德成接触几个月前(2005年5月17日)，就已离婚！在法律上讲，郑文达与白瑞玲早就是两个没有关联的个体。案子越来越复杂。惠州中院判方德成败诉，要求方德成将3050万元本金和4倍银行利息给白瑞玲。接到这份判决，方德成震惊了。他提出上诉，广东省高院认为惠州中院的判决事实不清，发回重审。更多的诉讼却滚滚而来。方德成白纸黑字写下的7张借条、15张支票，外加真实借款的5张借条，落在郑文达、白瑞玲手中，成为可以任意抽取组合起诉的证据。

　　2008年起，诉讼的主战场转移到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。这一次，郑文达、白瑞玲都从原告名单中消失了。起诉方德成的，是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。由于支票可以转让，15张支票被白瑞玲经过多次转让，到达不同的企业或个人手中。这些企业和个人云集惠城区法院，纷纷起诉方德成，仅在惠城区法院起诉的案件就接近10宗。这些原告之间有何关联？记者连续几天登门走访所有涉案企业，试图了解真相。据记者走访，涉案原告方8家企业中，有1家已经被注销，6家在注册地无影无踪，唯一找得到的一家，只有一间小房子、一张办公桌，且拒绝与记者谈论该案。

　　很快，诉讼又进入台山市(郑文达的老家)、茂名市，上个月，方德成竟收到一份来自辽宁抚顺的应诉通知书，告他的凭据正是一张被转让多次的支票。纠缠4年的官司，让方德成不堪重负。因为官司没有结束，查封就已经开始。这源于法律规定的诉讼保全制度。

　　尽管原告各不相同，查封的手段却如同一盘精妙布局的棋，逐步吞食直至全面合围。目前，商业街从A栋到G栋所有楼栋，从最低的地下室到最高的6楼，已被查封殆尽。为什么对方要这样做？“因为查封后就不能转让，不能抵押，这样他们就可以阻断方德成的融资渠道，迫他就范。”方德成的律师缪建峰提出质疑，认为这样的查封明显不合理。据德兴公司统计，为那场融资付出的代价，已经超过1亿元。

　　拖欠工程款赶走施工队

　　6月29日下午，惠州市房产管理局副局长袁贵平接待再次上访的林华岳等人。此前，林华岳等人曾向该局递交过“撤销房产证申请书”，要求撤销郑文达违规办理的房产证。袁贵平称，该局已将冠品公司相关房地产权证冻结。“但目前还不能撤销，因为这些房产证已办理抵押贷款，如撤销的话将涉及到银行等利益相关第三方，除非法院下裁定。”袁贵平建议林华岳向人民法院起诉，申请撤销相关涉案的房产证。

　　在惠州市惠环办事处西坑工业区一条僻静的断头路尽头，林华岳找到了自己施工过的厂房。现在这里满目荒凉，占地近万亩的地面上，有些已长满高过膝盖的野草。工地上的三栋建筑至今仍没有全部完工，其中一栋的外墙脚手架还没拆除。“这就是郑文达的厂房。”林华岳说，他作为惠州市广厦建筑公司土建工程队负责人，2003年5月15日与郑文达签订《工程包工合同》，约定由他承建冠品实业有限公司厂房、宿舍楼，工程地点在惠州惠环第三工业区6号。

　　那时郑文达刚注册惠州市冠品实业公司，登记业务是销售家用电器、塑胶制品和五金。林华岳说，当年他们垫资进入工地施工，至2004年1月底已完成工程总量的80%。根据核算，造价近474万元。但郑文达仅支付了182.5万元，当中还有25万元是空头支票，尚欠约316万元工程款。双方交涉无果，2004年2月20日中午，郑文达纠集一批人将林华岳施工队强行赶出工地，并强占了他们的机械设备和原材料。从此，林华岳开始了漫长的讨债路。他将郑文达告上法庭，郑文达辩称，根本没跟林华岳签过合同，是林华岳在捏造事实。案件至今没有结论。

　　疑私刻公章违规办房产证

　　奇怪的现象在2004年10月出现了。让林华岳感到诧异的是，当时房产还在施工，郑文达就已经办出了12本《房屋所有权证》，并向银行抵押贷款。6月29日上午，记者随同林华岳等人来到惠城区规划建设局了解相关情况，该局副局长黄光华等人明确表示，冠品公司向惠州市房管局提供的《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书》、《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》等材料，不是该局出具的。“上面所加盖的公章应是当事人私刻伪造。”该局已将相关情况用书面报告的方式，告知前来该局调查的惠州市检察院检察官。

　　据惠城区规划建设局出具的《关于惠州市冠品实业有限公司厂房、宿舍强行施工并建成使用的情况说明》，冠品公司2003年10月曾到该局办理施工报建手续，但未交有关费用而未取得《施工许可证》。其间，该局多次给该项目发了停工通知书，但建设方继续施工，还曾拒收该局法规股的《处罚规定书》。

　　12本房产证骗贷2080万

　　记者调查了解到，郑文达以伪造的《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书》和《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》等材料，共从惠州市房产管理局办出12份《房地产权证》，这些房产证的登记人均为“惠州市冠品实业有限公司”，领证人为郑文达。随后，郑文达用这12本房产证作为担保抵押，在惠城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共借款2080万元。

　　2005年6月14日，郑文达与惠城区农村信用合作社签订了一份《抵押担保借款合同》，借款用途为“购置设备及流动资金周转”。但此后，郑文达并没有按约定还款。到2008年第三季度，已累计欠下利息80多万，惠城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已于去年将其起诉至法院。这些贷到的资金是否如合同所写，用到了“购置设备及流动资金周转”上？林华岳等人不相信。因为他了解的郑文达公司没有正常营业过，但其后却因融资纠纷，与虎门巨富方德成闹起了官司。

　　超标查封重复利用房产证

　　2006年4月，郑文达帮方德成融资3亿的协定化为泡影后，郑文达的前妻白瑞玲到惠州市中级法院起诉方德成，申请查封方德成价值6268多万的房产和400万租金。而她自己提出的担保，是5本房产证。这些房产证，正是那12本违规办理的房产证中的5本。惠州市检察院调查后认为，白瑞玲的5个房产证均已抵押，且有2个已经是第三次查封，总计残值不超过1000万。以不足1000万的房产担保，查封方德成价值6268多万的房产和400万租金，属于超标查封，于是向惠州中院递交了一份检察建议书。

　　上周，方德成拿到了惠州中院的裁定，解除400万租金的查封，而对于房产查封部分未作处理。方德成的融资渠道仍被牢牢困死。为何在检察院明确指出白瑞玲在玩“四两拨千斤”的技法后，惠州中院仍然维持用不足1000万的担保查封6268多万房产的决定？记者近期就此向惠州中院了解情况，遭到婉言拒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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